当两辆车相撞已经无可扭转的时候，胡宜安说他立刻意识到——我很可能要死了。
“当死亡真的到来时，讲台上那套逻辑是行不通的。”胡宜安回忆说，那时候他脑子里闪过的第一个念头是，“错了，上课的时候说错了”。或者说，课堂上的认知，于己都还远远不够。
他意识到，每一个生命个体只有经历了切肤苦痛才能对生命产生内在的尊重与敬畏。
最终逃过一劫的胡宜安出院回家后，立刻翻出自己编撰的生死学教程，动手修改他的论证逻辑，“死亡恐惧”、“濒死体验”等内容陆续由薄变厚。
而当他拄着拐杖回到校园时，整个人反倒变得精神。“我比你们老，看起来比你们更接近死亡。”面对着教室内的100多号学生，胡宜安接着说，“可是，死亡的偶然性决定，我们跟死亡的距离是一样的。”
这是广州大学一堂主题为“生死”的课程。年过半百的胡宜安是这所大学的一名普通老师，教生死课16年，他编著的教程也是国内唯一一本生死学教材。
能够公开讨论生死的地方“那么少”
“生死课”出现在世界的许多地方。在上海的复旦大学，在北大，在香港中文大学，以及美国的耶鲁大学，不同背景、不同肤色、不同性格的老师站在学生面前，以各自的方式，讲述着“生与死的定义”。
“在当下中国，能够公开讨论生死的地方太少了，以至于很多人活着的时候只知生，没有任何关于死的认识，当死亡来临时，猝不及防，其状态恐怖至极。”广州大学讲授“生死课”的胡宜安副教授说，“因此，适当地了解死亡不仅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生，而且有助于我们从容地面对死。”
胡宜安是广州大学政治与公民教育学院的副教授，他讲授的《生死学》课程已经开课整整16年。作为国内第一个在大学课堂里设此课程的老师，他编著的教程也是国内唯一一本生死学教材。
胡宜安的“生死学”网络课程MOCC(慕课)在广州大学城中的高校进行互选已将近一年时间，这让他的学生“容量”早早打破150人的上限。
国外有相当密度的教堂和临终医院，国内甚至在医院也是避谈生死。胡宜安说，“这太不正常了!我们的教育关于死的探讨连百分之一都不到。在我们的知识领域起码应该留下一块小小的地盘以存放死亡。”
于是，2000年胡宜安在广州大学全校开设《生死学》的公共选修课。上课的时候，他谈的都是萧伯纳、纪伯伦，“生使一切人站在一条水平线上,死使卓越的人露出头角来(萧伯纳语)。”
和死亡的“擦肩而过”
接受深读采访之前，胡宜安正在为新学期的开课做最后的冲刺，“社会环境时易世变，知识也要与时俱进。”
胡宜安课上的学生是一年比一年年轻，他却一年比一年老迈。最开始时多是80后，现在清一色的90后，“关于生死，体验的内容与体验的方式与之前大不相同，但其生与死作为问题是相同的。”
“死亡和老人的距离并不比和婴儿的距离更近,生命也是如此(纪伯伦语)。”胡宜安脑子里的格言信手拈来。面对即将开始的新学期，他有时也会自感吊诡，“大家怎么这么想不开呀?小小年纪，一开学就都跑来学习死亡，这是不是有点颠覆观念?!”
跟其他死亡课老师不太一样，胡宜安教授这门课跟自己的经历有很大关系。
1992年胡父去世，由于在异地工作，其未能送上最后一程;2007年重大车祸，胡宜安右肩锁骨韧带断裂，锁骨一端已挑起，“和死神还是打过照面的。”
近年胡宜安又颇受结石困扰，因为生病，他常常需要一个人静养。在那时候，他读到了尼采的话，“如果一个人在世界找到一个活下去的理由，他就能够面对任何的困难。”一旦刷到跟死亡相关的新闻，他都会停下来想一想，人为什么要生下来、活下去，为什么不能放弃。
成就也是尴尬
在胡宜安的课上，会有相当时间按照其编著的《现代生死学导论》教材系统开讲，理论加实例的做法主要是分享先人智慧和自己的人生经历。
“但对一个人影响最大的还是自身的人生经验，所以课上我们也会分享彼此生命中沉重的人生体验。”在胡宜安的课堂上，经常会有学生自己站起来讲述，生活中曾经遭遇的死亡——哥哥自杀、同学跳楼、亲人辞世。胡宜安说，生死，没有答案。他也不会告诉学生一个答案，告诉该如何承受死亡，但通过看到不一样的生活，会让每一个在场的彼此多一些对生命的理解。
此外，胡宜安在统共36节的生死课里，尽可能地让学生多一些生命教育实践与体验。方式包括写遗嘱、墓志铭，在课堂拥抱、去临终关怀医院做义工。
胡宜安曾经试图效仿台湾做法，带学生去殡仪馆进行课堂教育，让学生有机会躺在棺材内10分钟，但没有成行，“这门课只是一门选修课，来自不同专业的同学，很难找到统一的时间，得到的支持也相当有限。”
“有朝一日，这门课会成为必修课。”胡宜安很有信心，“我唯一要求学生的就是‘敬畏’，对生命的敬畏。”
而为了弥补当下课堂教育理论上的疲态，胡宜安也正努力邀请不同背景的社会人员，讲述自己视角下的死亡。包括接生护士、殡葬从业人员、医生及与生命相关人士等等。
“生死教育必须扎扎实实地做，全方位地做才是真正有效的。眼下广州大学开设生死学还只是对个体有效，我们还得着眼于社会整体，为更大人群提供相关的教育咨询服务，这是一种常态存在的东西。”胡宜安说。
对话——
亟需改变“生死课程”的边缘地位
深读： 什么时候与生死话题结缘?个人第一次或者说最重大的生死教育是什么事件?
胡宜安：与生死话题结缘始于个人经历吧。一是自己父亲的死、一是个人亲历车祸。1992年父亲去世，自己由于在异地工作，未能伺候亲侧，父亲是睁着眼往生的。当此之时，内心才真正感受到什么叫永远失去。
2007年的车祸则告诉我一个简单道理：我们要意识到生命可贵，却不能让每个人都经过灾难之后才能有所悟。
深读：开设生死课程的契机是什么?课程从不被接受到广受欢迎，有多长时间，在哪些方面能感觉到这种变化?
胡宜安：契机之一是受江西师范大学郑晓江教授启发。1997年结识郑晓江教授，他是生死教育的开拓者，他对我说可以开一门系统的生死学课，且鼓励我撰写一部生死学著作。
契机之二就是广州大学1999年启动教学改革，开始在全校开设通识教育选修课。2000年便在全校开设《生死学》选修课，2009年建设《生死学》精品通识课程，2015年建成《生死学》MOOC课程，已在广州大学城十所高校通选。
本门课程最初开设时选课学生人数大概也就几十人，到了2009年之后，便出现了有学生选了两年甚至三年才选上，甚至有同学根本就选不上的井喷景象。
深读：当下的高校校园，生死教育少有踪迹，您认为这中间存在什么样的问题?
胡宜安：个中原由自然很多：包括学校教育中生死教育的缺乏，个人生命意识得不到教育的正确引导。
学校始终是个体健康健全的生命意识的根本形成源头，我们不可将这一项重要任务交由社会!
深读：会请一些社会上不同背景的人来课堂，给学生讲一些生死实例吗?您认为怎么的生死教育才是最有效的?
胡宜安：当然会，包括接生护士、殡葬从业人员，医生及与生命相关的人士都可请到课堂上。生死教育必须扎扎实实地做，全方位地做才是真正有效的。
眼下广州大学开设生死学是有效的，但只是体验对个体有效。我们还得着眼眼于社会整体，为学生提供相关的教育咨询服务，这是一种常态存在的东西。
深读：面对生死的时候，生死教育真的能起到作用吗?
胡宜安：生死问题是极个体亲历性的问题，任何其他人无法替代。生与死的选择，起作用的还是健康健全的生命意识，一个人真正意识到生命的本体意义，那么他是不会轻易碰触这一本体存在的。
当个体面临生死抉择时，要做出正确的选择其实并不难，那就是遵循一个法则：你可以找出千万条去死的理由，但生的理由你只要找出一条就行了!
深读：相比国内国外的生死课程，广州大学的课程有何异同?不足和方向是什么?
胡宜安：课程结构包括：生死的定义与本质，个体生死(疾病、灾难与衰老等)，死亡心理(死亡恐惧、畏死体验、涉死体验及临终心理)，社会生死(战争、贫穷、死刑与堕胎等)，死亡优化(安乐死、临终关怀，脑死亡)等等。
与国外类似课程相同之处有二：其一、善待生命;其二、善待死亡。不同之处在于：国外直接称死亡教育，我们则兼顾中国文化传统因素，称之为“生死学”，结合生死来谈，通过谈死来强化生，落脚点在生。
不足之处就是大体处于课堂教育阶段，无法向校外，向社会充分展开，社会各方面的生死教育资源的开发不足。
此外，真正考虑到生死教育的必须性，改变课程的边缘地位，使之成为必修课。
